For the Damaged

站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末尾，我才发觉一切色彩都在飞逝。
你会发现我很爱用“年代”、“世纪”这类对于人类而言分外宏大的字眼，我承认，我喜欢故作老派。没办法，对于Windows98，小灵通，VCD，蒸汽波音乐，模糊的九十年代手持DV电影，我始终觉得亲切。我没有生在九十年代，或许我死在了九十年代。一十年代的推土机将最后一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摧毁掉了，时代的遗民站在千篇一律的高楼下为生计奔波，在二十年代也只会是上涨的加速度。但我们一定会在某个节点慢下来，思念永远逝去的千禧年。我总对此觉得不可思议，苏联解体只是1991年的事情，而全体国民已经完全适应了蓝色的主义。红色时代已成记忆。但在中国我们不必争论主义，记忆是那些更柔情更脆弱的——建筑，言谈，标语，传呼机，政策下的生活，你我。《路边野餐》里医生用西南方言念出粗粝又诡谲的诗句时，我好像穿过摇晃的镜头回到那里。当我写诗前上一年代的同龄人早就把时代的雾气挥霍干净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当我写诗时，我只是在描摹遗址。记得我写过的那首，二十年前？很快它将成为谶言。而那其中隐秘又浅显的一切，除了我没人能再解开。
我们始终在上一代的遗址上生活，我们始终在上一年的遗体中生存。那么我们永远别想忘记，那是灵魂的基因。